临近年关，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许多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选择“就地过年”，也正是“就地过年”，让我们更懂得“家”的意义。

自打结婚、生子在城里定居后，日常忙于工作老家就回去的更少了。虽然老家与城市离的并不算远，但春节的来临，依然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这几年城里严格执行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后，对儿时的故乡，特别是那些浓浓的年味是越发怀念，记忆中一个个故事里的亲人，一件件儿时年味里的趣事，都成为我记忆里最温暖的柔软，是我最难忘的回忆……

小时候，放寒假的首要任务不是把寒假作业写完，而是跟着家里的长辈一起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然后从小年那天开始便正式进入了迎新年的节奏，蒸馒头、过油、走亲访友、贴灶神、祭祖、最期待的莫过于年三十晚上领压岁钱了。每年这个时候，各家各户的孩童就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东一头西一头的在村里来回乱飞，大人也赖得去训斥他们，只是在一边嗑着瓜子闲聊着，一派邻里和睦相融、喜庆悠闲的气氛。

在这欢喜的日子里，贴春联当然属最为重要的事情了！而每年写春联、送春联成了我们家最热闹的事。因为家里大哥是当时附近几个村里仅有的几个大学生教师之一，不仅写的一手漂亮毛笔字且为人随和。平日里，左邻右舍谁想给外地的亲人写个信或者是拍个电报都要到家里来找大哥代笔，大哥也是来者不拒，总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而每年的小年一过，就是大哥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到我家争着索要春联。那时候的春联都是家家自己创作的，根本就没有现在印刷的成品，即使是有大家也都对手写的情有独钟，因为自己创作的春联代表了一种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比较有意义。一般一户家庭可能就得准备好几副春联。不仅家里门窗要贴，还有老房子，还有生产队的祠堂也需要贴。那几天大哥把笔墨纸砚早早的准备好，大家都自备红纸有秩序地在我家院里排好队，轮到谁，大哥都会根据各家的情况写出不同的内容，每当写完大家都会高兴的夸上几句，那场景真的是“秒杀”了同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

在过年的准备工作项目里，置办年货、过油便是我们这些孩童们的“福音”，有炸豆腐、炸糖豆、做花糕等。这其中，我最爱吃的便是炸糖豆了。由爱变成贪吃，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糖豆是用花生裹上掺了糖的面粉放在油锅里炸、炸成后的糖豆香甜可口，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进入温饱，能有这样的食物还是比较奢侈的。记得那年，母亲把炸好的糖豆置一旁待冷却，我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一口气吃掉了大半碗。结果晚上临睡觉时因消化不良，胃难受的直想吐，被紧急送到诊所，医生问我白天吃了哪些食物，我一边偷偷看着身旁的母亲，一边支支吾吾回答医生说吃了大半碗的糖豆，一旁的母亲哭笑不得。

人们常称除夕夜为“守岁”，也叫“熬年夜”。每年“熬年夜”，整个家族都聚在一起，通常都要摆个两桌。大鱼大肉，平日吃不上的稀罕物，这时也都摆上桌而且让我们敞开吃，那时别提我们多欢乐了。与吃相比，最让我们紧张又期待的便是饭后的“压轴戏”——压岁钱。基本每个孩子都能收到个十来块钱，当时的十来块已经算是非常“富有”了。我们揣着这一年中仅有的一次“富有”，任由自己主宰。

“老爸，我们今年回奶奶家过年吧，城里一点意思都没有，越来越没年味了。”女儿一声呼唤，把我从思绪拉回了现实。今年我们暂时不回去过年，但我们可以用手机跟奶奶视频拜年，我一边整理女儿的衣领一边微笑答道。

疫情出现之前，我们常常感慨“年味”淡了，直到现在才明白“过年”这两个字眼的分量，年味其实从未变淡，它一直在我们心底最深处。

■花园煤矿  仇文